早期“巫术”与“医术”的斗争情况如何？

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，原始人对于熟悉客观天下的能力受到限制，他们对于风雨、雷电、山洪、地震，以至某些疾病等征象，由于不能注释和无能为力，或以为都是某种神秘的气力在主宰，于是形成了“神”的观点。不能注释，无疑是无知与愚昧；无能为力，也容易发生屈服的心理。于是祈求、祷祝的事情就泛起了。这便是原始人早期的、先于宗教的迷信活动。

到了原始社会的末期，由于生产工具的改善而提高了生产力，有了剩余劳动，有了私有财产，泛起了阶级分化。此时便发生了行使迷信活动维护统治阶级切身利益，为统治者说教和服务的“巫”。巫的手段，原本是以能够相同天人并代表鬼神谈话，但有些巫同时也窃取了宽大劳动者缔造的医药知识财富，而兼管起医药治疗的事务。这在殷墟书契中“醫字或作毉”可证实这种“医、巫”混杂的局势。又如：《山海经·海内西经》 :“开明东，有巫彭、巫抵、巫相、巫阳、巫履、巫凡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”，是有六巫；而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 :“大荒之中， 有山名丰沮玉门，日月所人，有灵山巫咸、巫即、巫盼、巫彭、巫姑、巫真、巫礼、巫抵、巫谢、巫罗十巫，今后升降，百药爰在”；合而计之，是有十六巫。然而其中，能确指为医的，只有巫彭、巫咸二巫。如《说文·工部》：“古者，巫彭初作医”，《吕氏春秋·审分览》 :“巫彭作医”；《世本》 :“巫咸作医”， 同上：“巫咸，尧臣也，以鸿术为帝尧之医”等，都可证实巫同时兼医。

祖国医药学的生长，经过夏商进一步的积累，履历日趋厚实，到了春秋时期，已渐向成熟生长，在春秋时期之前，医学与巫术是不能避免地并存着，同时也是不能避免地斗争着的。从春秋中叶起，社会已孕育着新旧势力的更替，人们从实践履历中熟悉到天命鬼神的虚幻无凭，逐渐对神权发生了嫌疑。在许多领城里，都泛起了否认天命鬼神的事例，如齐国大旱，齐景公想向山神、河伯那里求雨而问使臣晏婴，晏子那时回答说：“山以石为身，以草木为发。天久不雨，发将焦，身将热，山神不愿下雨吗？河以水为国，以鱼鳖为民，天久不雨，国将亡，民将灭，河神不愿下雨吗？"齐景公听了也只好作罢。

这时，在意识形态方面，作为否认天命鬼神的阴阳五行学说也有了进一步的生长。如《周易·系辞》中的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意味着天是根据一阴一阳的纪律生长变化着，只要掌握住道(纪律)，天是可以明白的，所以在《周易·乾卦》里又说：“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”，实足说明在这里已摒弃了天道不能知论了。至于五行学说，到了西周末年，史伯则又在《尚书·大禹谟》：“六府(水火金木土谷)”和《洪范·五行》的基础上，生长成“以土与金木水火杂，以成百物”了。至春秋时，宋国子罕则谓：“天生五材(指金木水火土)，民并用之，废一不能”，则是以为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，是人类生涯中不能缺少的器械，以为它是组成万物的基本因素了。以上这些，说明他们都在试图按自然界的原本面目说明自然。这一切，也都为医学对巫术的斗争提供了有力武器和理论依据。

在这一时期，直接反映巫医之争的事例如齐景公病，想求神保佑。晏婴以为：“ 疾病是由生涯不谨慎引起，求神是无用的”。再如，郑国子产，亦以为“疾病是由饮食哀乐所成，与鬼神无关”，而春秋末年的孔夫子，毕生不谈“怪力乱神”，并且在疾病将死的时刻，还拒绝了门生子路“请祷”。这都说明了那时人们对鬼神致病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摇动。

其它再如反映在病因上的秦医和的“六淫致病说”；在诊断上的《周礼》“以五气、五声、五色视其生死”，在治疗上的《周礼》“着药、 刮去脓血、去其腐肉”，以及对疾病施用攻、养、疗、节诸法。这一切，说明医学已经战胜巫术并自成体系地自力存在；那么，专职医生的登场、周代医事制度的确立与健全、医学的分科、全都是医学与巫术斗争胜利的效果。

由于在我国历史上，医、巫混杂的时间比较长，直到西汉末杨雄的《太玄·恒卦》中：“上九疾，其疾，巫医不失”，仍在反映着这种事实；因而我国资产阶级医史学家为它所迷感，同外洋医史家一样地把舍本逐末了。须知，迷信发生于愚昧和无能而听命于鬼神，科学则是智慧和劳动斗争而革新天下，岂能混而一之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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