叶氏对“厥阴之阳”的叙述，对后世用药有何启发？

清代医家叶天士对于肝的症候有独到的剖析。在《临证指南案》中提出了“厥阴之阳”，或称“厥阴肝阳”、“厥阴风阳”、“厥阴内风”、“肝风厥阳”、“厥阴肝脏中阳”等,这在临床上是有重要意义的，足厥阴肝经何以会有“厥阳”呢?

从阴阳之中又有阴阳的理论来剖析,《内经》曾说“阴中之少阳,肝”;“阴中之太阴,肾”;“阴中之至阴,脾”(见《灵枢·九针十二原》)。意思是肝、肾、脾等脏与腑相对是属阴,而各脏之间又有阴阳的差异。肝是“阴中之阳”,故其经脉内行者上达头部。可能正是肝经的这些循行部位给叶氏以启示:“循喉咙之后,上入颃颡,连目系,上出额,与督脉会于巅。其支者,从目系下颊里,环唇内。”由此联系到肝风、肝阳、怒火的有关症候,因而阐明晰内风这一观点。他说:“阳挟内风上巅,目昏、耳鸣、不寐,肝经主病。”从《灵枢·经脉》肝经主病的内容看,并没有纪录头眩、头胀、目昏、耳鸣、面赤、肉眴、心悸、肢麻等症。在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中才有“诸风掉眩,皆属于肝”一语。叶氏当是从这些纪录,连系详细的症候,才提出“厥阴之阳”命题,从而对肝的证治推进了一大步。华岫云曾作过这样评述:“类中之症…近代以来,医者不分真伪,每用羌(活)、防(风)、(南)星、半(夏)、乌(头)、附(子)、细辛,以祛风豁痰,虚证实治,不啻如枘凿之殊矣。今叶氏发现内风,乃身中阳气之更改,肝为风脏,因精血衰耗,水不涵木，木少滋荣，故肝阳偏亢，内风时起。治以滋液熄风,濡养营络,补阴潜阳……法虽未备,实足以补前人之未及。”这话是适当的。

肝阳与肝阴相对，所谓“体阴用阳”，肝以阳为主,因称之为“刚脏”。叶氏曾说：“脾、肾为柔脏,可受刚药;心、肝为刚脏,可受柔药。”他从刚柔立论,将辨证与用药配合起来,建立养阴、潜阳诸法。所称“刚脏”、“柔脏”,实即《内经》所称的“牡脏”、“牝脏”(见《灵枢·顺气一日分为四时》),与“阴中之阳”、“阴中之阴”等说法是一致的。叶氏用“刚”、“柔”来表述,似更能说明脏器或药物性能的特点。刚药,是指香燥、辛、苦、宣散一类的药物;柔药,是指滋润、甘、酸、镇摄一类的药物。叶氏于医案中曾说:“《经》旨谓肝为刚脏，非柔反面。阅医药(指前医用药)沉(香)、(肉)桂、(吴)萸、(黄)连,杂以破泄气分,皆辛辣苦燥,有刚以治刚之弊。”“肝为刚脏、参入白芍、乌梅以柔之也。”“脾为柔脏,惟刚药可以宣阳驱浊。”这是刚脏宜用柔药,柔脏宜用刚药的例子。但阴与阳是相对的,叶氏很注重两者之间的关系。

华岫云总结其立法原则时说:“若肝阴、胃阴未亏,肝阳亢逆犯胃,先生立法用药则远柔用刚……若肝阴、胃汁已虚,木火炽盛,风阳扰胃,用药忌刚用柔……至于平治之法,则刚柔寒热兼用。”可见叶氏在临床上是凭据详细病情来天真掌握用药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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